仪征螃蟹地汉墓出土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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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6

熊足铜尊刻铭铜簋铜灯錾刻花纹博山炉錾刻花纹博山炉(细部)“十一斤四两”刻铭铜簋铭文鎏金铜盆    刘勤郭菲    2002年11月,宁启铁路工程队在江苏仪征市新集镇螃蟹地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座西汉晚期新莽时期墓,扬州市文物考古队、仪征市博物馆对该墓(编号为02YPM7)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现将螃蟹地出土的主要青铜器介绍如下:  简化博局铜镜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

座外方形及四个T形与V形纹,缺L形纹。

四方配置一龙、一虎、两只朱雀。

边缘纹饰为双线波折纹。

直径厘米、厚厘米。   “食官”铭铜钫一对。

大小形制相同。

无盖,平沿,直口微侈,短颈,溜肩,腹中部圆鼓,高方圈足外撇,肩部有一对蕉叶纹耳,耳上贴饰铺首衔环。 口沿外侧阴刻隶书“食官”二字,字体规整有力。 口边长厘米、底边长厘米、高厘米。

  提梁铜壶盖剖面梯形,圆钮,边缘相对处各有一个小环钮,与提梁及腹部链条相接,提梁呈璜状,两端为龙首,张口衔环,阴线刻划。 身为子母口,微侈,方唇,束颈,扁鼓腹,高圈足。 肩腹部饰三道平行弦纹,两耳饰铺首衔环。

口径厘米、底径17厘米、通高39厘米。   熊足铜尊直口,直壁,平底,下承三只蹲坐状的熊足,阴刻熊眼睛、胡须、嘴巴等。 腹中部饰一周宽箍带,两侧有铺首衔环。 口径厘米、高17厘米。

  铜灯直口,浅盘,直壁,平底,盘内中心有一圆锥状丁,蒜头形高柱,有两道凸棱,座呈倒立喇叭形。

造型规整,用材厚重,制作精良。 盘径厘米、足径厘米、高17厘米。   錾刻花纹博山炉盖呈三角形,顶部立一小环钮,系活链与器身一侧环钮相连,盖上部镂刻崇山卷云纹,似山峦叠嶂,盖沿刻有锯齿纹,身为子母口,弧腹,平底,豆形足,下有承盘,口沿处刻有一周菱形纹,下有一道凸棱,腹部刻二重羽状锦纹,底座柱上有三道凸棱,下刻有羽状锦纹和堆贴卷云纹,承盘边缘刻锯齿纹。

盖、器身相扣,扣合处刻一只回望的奔鹿,圆眼,微张嘴,头上两只长角舒展,尾飞扬,鹿的头、尾、上半身在盖沿,下半身及四肢在炉身口沿。

造型优美,纹饰刻画细腻,构思奇巧,匠心独具。 器身口径10厘米、盘径24厘米、通高25厘米。

  “十一斤四两”铭铜簋两件,形制相同,套叠放置。 敞口,口微侈,弧腹下收,高圈足微外撇。

口沿、腹部各有一周凸棱。

腹部置对称铺首衔环。

其中一件簋外底阴刻“十一斤四两”五字。 有鎏金痕迹。

一件:口径29厘米、底径厘米、高厘米;一件:口径厘米、底径厘米、高厘米。

  鎏金铜盆敞口,斜折沿,腹壁上部较直,下部斜折内收,平底外凸。

通体鎏金。

口径29厘米、底径厘米、高9厘米。

  螃蟹地汉墓出土的这部分青铜器,制作精巧细致,造型简洁端庄,纹饰流畅生动,显示了汉代青铜器已从先秦那种庄严、厚重、古朴的风格变得轻便、灵巧、简朴。 如简化博局铜镜是西汉晚期流行的铜镜类型,主题纹饰为四神中的青龙、白虎、朱雀,构图精巧,生动活泼。 提梁壶造型工整,简约大方,不施任何花纹,以造型和光素的外表取胜,与江西省博物馆藏的一件汉代提梁壶相似。 鎏金铜盆在装饰工艺上使用了鎏金工艺,是汉代装饰新工艺的使用。 铜酒樽的熊足亦是汉代铜樽上所常用的器足,造型形象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这些都体现了典型的汉代铜器特点。

  螃蟹地出土的铜器既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又有着独特的地方特征。

这与当时的广陵国有着密切联系。 西汉时仪征地属广陵国,时广陵国物产丰富,交通发达,百工聚集。

广陵国不仅有着众多能工巧匠,且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是铜器生产的重要地区。 《汉书·吴王濞》记载了吴王濞时此处采铜业之盛。

广陵国利用数处铜矿资源铸钱和铜器,手工业十分发达。 从螃蟹地出土铜器可见一斑。

如铜钫上刻有铭文“食官”,类似的有邗江宝女墩新莽墓铜鼎上刻有“广陵服食官”铭文,“食官”是汉广陵国设置的一种官制,掌管广陵国日用器皿和饮食方面的事务。

铜灯造型亦与宝女墩新莽墓出土的铜灯极为相似,造型虽简洁,制作却十分精致。

可见均为当时广陵国官营铜器作坊生产。

  此外,螃蟹地出土的錾刻花纹博山炉,在扬州地区汉代铜器中则较为罕见。

錾刻花纹是汉代新兴的一种工艺,这种工艺多施于薄胎青铜器上,因为这类铜器胎体轻薄,极易破碎,一般难以长久保存和流传。

从目前所见的报道来看,汉代錾刻花纹铜器主要集中在广西东部地区,是南方青铜器中特有的。 而螃蟹地出土的这件博山炉与《善斋吉金录》中的“龙渊宫”熏炉无论是造型上还是纹饰上均极为相似。

说明当时这种南方青铜制作工艺已影响广陵地区。   仪征螃蟹地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数量不多,但以其精良的制作反映了汉代扬州铸铜技术极高的水平,为研究西汉时期铜器制作工艺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